東京審判中方代表團全程親歷者、上海海事大學資深教授高文彬先生逝世

我國著名的國際法學者,東京審判中方代表團全程親歷者,上海海事大學法學院資深教授高文彬先生,于2020年9月7日3時10分在上海因病逝世,享年99歲。

高文彬教授是全程參與1946-1948年東京審判(遠東國際大審判)的最后一位親歷者。作為中國檢察官向哲浚的秘書兼翻譯,高文彬與其他成員一道,配合中國檢察組起訴、舉證、辯論、庭審和量刑,最終將日本戰犯繩之以法。

東京審判的歷史見證人

歷史,昭示著過往,連通著未來。當某一個事件離我們漸漸遠去的時候,我們意識到,這就是歷史。1946年至1948年間,在那場歷時兩年半之久、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審判——東京審判上,那些將日本戰犯送上歷史絞刑架的17位中國代表團成員們,已經隨著他們一個個的謝世,逐漸遠離人們的視野。然而,對那段歷史的記憶永遠不能被遺忘。因為,它代表的不止是一段歷史,更承載著中國人在飽經傷痛后,拼盡全力奪回正義與尊嚴的骨氣、勇氣和堅不可摧的愛國之心。

作為東京審判的“活歷史”和見證人,高文彬認為自己有責任和義務讓更多的人知道那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審判。“現在的年輕人都不清楚,當年日本軍國主義政府到底犯下了多少罪行。尤其是東京審判那段歷史,很多人都不了解,甚至都沒有聽說過。讓一代代年輕人知道并了解那段歷史,非常的有必要。希望炎黃子孫們好好學習,正確認識歷史,前車之鑒,后事之師。”高文彬說,每一次的回憶和講述,都是對那段歷史的一次反思和紀念。

1946年5月3日,贏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同盟國,在日本東京開設由美、中、英、蘇等11國參加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發動二戰的元兇之一日本軍國主義統治集團。這場歷時924天的審判,因其案情龐大、復雜及證人、證據之多,成為人類有史以來參與國家最多、規模最大、開庭時間最長、留下檔案文獻最為浩瀚的一場審判。

因東京審判的需要,當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中國檢察官向哲浚到上海招英語翻譯,高文彬經東吳大學教授劉世芳的推薦參加了測試,并被成功錄取,自此與東京審判結緣,并影響其一生。

1946年5月,高文彬遠赴異國,隨身攜帶的,是幾大箱從國內帶去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中文資料,作為遠東國際法庭審判時的證據。法庭審判上全部使用英語,擺在高文彬面前最急迫的任務是大量的翻譯工作,翻譯資料并整理文檔。由于工作出色,高文彬在結束翻譯工作后,被向哲浚檢察官留下當秘書。

在參與東京審判中,有一件事讓高文彬記憶深刻。正當所有人都疲于尋找日本少尉軍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罪證時,他偶然在《東京日日新聞》的一堆舊報紙資料中,發現了一張攝于1937年的新聞圖片。報上刊登著這兩人在南京大屠殺中,比賽誰砍掉中國人頭顱數量最多誰贏的消息。這種慘絕人寰的殺戮“競賽”,竟被當時日本政府當作一種榮譽大肆宣場。這份報紙是當時的一個重要發現,于是他立即將這份報紙復印了3份,一份留在檢察處辦公室,另兩份寄給南京軍事法庭庭長石美瑜,作為中方向盟軍總部提出抓捕兩人的證據。因為證據確鑿,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最后經法庭審判,在南京雨花臺刑場執行槍決。

史料記載,當年向哲浚檢察官曾經說過,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在受到西方列強的無數次侵略戰爭中,只有抗日戰爭,才是中國第一次真正的勝利;只有東京審判,才使中國人民真正得以揚眉吐氣。

在東京審判上,中國代表勢單力薄,那是一場力量懸殊的博弈。

據高文彬回憶,當時中國代表團僅派出了17人,參加法庭審判的中方人員自始至終沒有超過10人。當時前蘇聯代表團有70多人,美國代表團人數過百。而日本28名甲級戰犯的辯護律師竟多達112人。與此同時,此次審判涉及的55項罪行中,有44項與中國相關,中國是此次戰爭中受害時間最長、犧牲最大的戰勝國。當時軍事法庭采取英美法訴訟程序,定罪不光靠各國提出的一紙戰犯名單,而是要看控辯雙方提出的證據是不是有力,能否駁倒對方,并被法官團采納。

中方代表在審判環節中,面臨的困難和壓力一個連著一個。時間緊迫,人手奇缺,再加上大多數中國代表對英美法系不熟悉更缺乏實踐,抗戰期間國內沒有條件也無意識收集日本侵略罪證,而日本投降前后又迅速銷毀了大部分罪證,搜集證據極為艱難……

經過艱苦卓絕的起訴、舉證、辯論、審訊和量刑,17位中國代表最后完成了一項又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們將日本戰犯的罪行起算期由之前公認的1937年“七七”事變提至1928年“皇姑屯事件”;他們說服了“末代皇帝”溥儀出庭作證;他們再三堅持,終于得以進入已被封閉的日本內閣和日本陸軍省檔案庫,尋找日本侵華戰爭罪證。

最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判全體日本戰犯有罪,并判決東條英機等7名甲級戰犯絞刑。1948年11月4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布判決。判決書開頭寫道:“侵略是人類最大的罪行,是一切戰爭罪行的總和與根源。”判決書整整宣讀了7天。

相信,歷史不會忘記東京審判,也不會忘記在東京審判中,為祖國伸張正義,懲奸除惡的這些英雄中國人的名字。高文彬先生一生傳奇,他的名字,必將同另16位中國代表團成員們的名字一起,永遠被載入歷史史冊。

高文彬教授的海大情緣

東京審判結束后,高文彬到上海軍管委外事處工作。1952年,受歷史問題等牽連后在江西某農場工作。在農場期間,憑著不屈的精神、頑強的毅力和堅韌的信念,一直堅持閱讀學習,每天堅持記錄英文筆記。

高文彬1979年進入上海海運學院從事教師工作至今,已經有足足四十個年頭。他當年的學生,如今已遍及法律實務界和學術界的各個領域,有的成為各自領域的中堅力量。回憶起當年聽課時的情景,學生們對他一絲不茍、嚴肅認真的工作態度,依然記憶猶新。

無論是在崗還是退休,高文彬始終關心上海海事大學法學院的發展,即便是年事已高,只要身體允許,還是會經常回到學校走走看看。2019年,上海海事大學舉辦110周年校慶活動,高文彬在收到邀請后,興致勃勃地來到臨港新校區,參加各項活動。

在法學院四樓的院史館,陳列著高文彬珍藏了幾十年的親筆正楷書寫的教案。他本想繼續保存這些教案,以作紀念。但是,當法學院的領導跟他說,這樣的教案,代表了上海海事大學法學院法學教育的歷史,契合法學院“立德樹人、德法兼修”的精神,可以給法學院的教師樹立一個積極的榜樣,傳承老一輩教師勤勉踏實的工作作風時,高文彬當即將這一批珍貴的教案捐贈給了法學院院史館。

高文彬先生駕鶴西去,我們將化悲痛為力量,繼承高文彬先生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為上海海事大學法學教育事業的蓬勃發展而努力奮斗。

沉痛悼念高文彬先生!高文彬先生千古!

高文彬教授在上海海運學院(現上海海事大學)校門前
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標牌前
參與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事件編史建館立碑工作并收到南京市人民政府感謝信
2019年11月,學校黨委宋寶儒書記一行探望高文彬教授
2019年10月,出席上海海事大學建校 110周年慶祝大會并接受獻花
高文彬教授講義手稿
撰稿、攝影、來源:法學院 責任編輯:焦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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